北大教授钱理群最新访谈：现在有个问题让我很忧虑

近日，钱理群先生接受《文化纵横》杂志的采访，对乡村建设、青年成长、社会风气等问题，钱老谈了最新的观察和思考，一如既往的充满激情。思想潮精编访谈，以飨读者。

访谈人：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乡村建设。而自“乡村振兴”战略被提出以来，乡村建设似乎越来越“主流化”。很多人摇身一变都成了“乡村振兴”的倡导者和践行者，但实际上是否真的改善了乡村的现状是颇为可疑的。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？

钱理群：在最近的文章和演讲中，我已经提到要开始认识这一变化。晏阳初当时也讲，参与“乡村建设”的人多了是个好事，但太多之后就可能会变质。今天的“乡村建设”面临的也是这一状况。

在中国做乡村建设的确不容易，但是对此也不必太悲观。面对今天这个局面，我认为，中国的乡村建设还要再在体制中沉潜十年。

在中国做“乡村建设”需要两种精神：其一是韧性，不能想着一下解决总问题，必须认识到乡村建设是长期的事情；其二是智慧，就是要善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寻找和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隙。

我还注意到，乡村建设进行了这么多年，其中有发展也有变化。早期的乡村建设，更多的是通过社会参与去改变农村。但后来你们的这些新的探索—如创办市民农园，开展让市民包地、种地参与农业生产等活动—实际上体现了通过经济引领乡村建设发展的特点。

如今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，所以年青一代在寻找新的精神追求。我觉得乡建活动受到年青一代的欢迎，就与此有关。

访谈人：进入21世纪后，“志愿者群体”开始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关注。晏阳初、梁漱溟、陶行知和卢作孚这些乡建先贤的实践和思想，可以为今天的青年志愿者提供怎样的资源和精神给养？

钱理群：“志愿者文化”是我在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活动中慢慢形成的一个概念。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，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它们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自哪里？当时大家认为主要是港台地区和国外的一些资源，而我想要寻找本土的思想资源。

最初，我在“西部阳光行动”做过一个演讲，讲鲁迅的思想资源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和意义。后来我觉得不够，在鲁迅之外还要寻找其他思想资源，这样就想到了晏阳初当年的乡村建设这一派的理论和实践。

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判断：中国是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因此要建设好中国，必须从农业、农村入手。

在当时，这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思潮，但有不同派别：一派可以称为“农业技术派”，这一派认为重要任务在于发展现代农业；晏阳初是“乡村建设派”，毛泽东是“革命派”……但他们都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。实际上乡村建设和中国革命是有内在联系的。

晏阳初

我觉得这是近现代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相当核心的问题。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关心乡村建设的人，仍然保留了这一判断——即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；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，不能离开乡村，不能完全简单地走西方工业化道路。

此外，我之所以开始关注“志愿者文化”，还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—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建设社会呢？

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，县以下有庞大的乡绅阶层，有乡村社会—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间社会—政府的管制力不像现在一样一直渗透到最基层。

我们今天所做的乡建实践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。但是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，也不能完全走由乡绅来管农村的老路，还得发动普通农民来参加，由此构成乡贤和乡民共同构建的民间社会。

这就涉及另外两个大问题。我之所以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特别感兴趣，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存在两个大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的思路来自鲁迅，也就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和思想启蒙的要求。

第二个问题，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没有社会组织：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有国家体制，有商业市场主体，但是没有“社会”，这是我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缺陷。

所以我参加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，都是为了思想启蒙和发展社会组织这两个目标。并且，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是通过渐进、和平的方式，去应对以上两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。

访谈人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借助乡建、支农等途径来培养青年，您对此有什么期待和建议？

钱理群：应该注意的是，我提的是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，不是“个人主义”，不能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。其实十几年前就有批评，很多人认为“80后”不行。

我当时就有发言，说历代人都对下一代人有不满，但最后下一代人都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最后都接了班。所以着急干吗？用不着发愁。你看你们这些“80后”不也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骨干吗？

所以我觉得对今天的年青一代，也要有一个全面的看法。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个人主义的概念，有维护个人利益、个人权益的自觉性，相比我们这一代人这是很大的进步。大公无私，专门利人，毫不为己，要求有些太高了。

现在的一代人自己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也包括他自己的物质享受，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中还是需要肯定的。

但问题在哪里？不仅是年青一代，而是整个中国的国民都失去了精神追求。失去了精神追求后，人要活着怎么办呢？就只能靠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把维护个人利益发展到极端以后，就成了利己主义。

按鲁迅的说法就是把个人的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，眼中没有他人，我自己快乐就好，不快乐就不好。个人利益成了唯一追求的东西，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管。

我最近有一个讲话，也是我的忧虑，就在讲当下的国民性问题。

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，从上到下，都面临着一个国民性问题——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，就只能靠本能在生存，本能的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。

如果年轻人整体上都以趋利避害作为自己人生的价值尺度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什么事有利我就做，什么事不利我就躲避。现在的体制也鼓励这种形式逻辑，听我的就有利益，不听我的就没利益。这是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，构成了最大的民族困境。

每个人都是两面派，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。上上下下都是这样，孩子和家长说话，和他自己在群体里说话，和老师说话，都不一样，而且还是高度自觉，做得还非常娴熟。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

人不能完全没有精神追求。现在人的精神追求，一是个人利益，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。但是爱国主义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简单化的形态，也是不利的。

现有的困难就在这里，做乡建的挑战也来自这里。趋利避害、本能生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，而乡村建设是少数人的选择。

你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，利益在这里，困惑也在这里——因为是少数人的选择，你就始终是孤独的。我始终能感觉到，做这些事，孤独就是你的命运。

作者 | 钱理群，著名人文学者、北大中文系教授

来源 | 《文化纵横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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